这座70岁的老纺机厂如何“变身”新潮网红打卡地？

从教育部到各个高校，评价学术成就已经不再满足于发表论文和著作了，而是要看对政府政策的影响。

作为经济活动制度安排的经济体制要适应这一深刻变化，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同时，切实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地调动市场主体创业干事的积极性、创造力，使市场进入更为方便，要素流动更为顺畅，产权保护更为严格，创新小溪成为洪流。伟大的科学发明产生了科技革命，科技革命通过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市场化，催生出新的行业，改造着传统的产业，塑造着产业新格局，这就是产业革命。

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数字经济是在对已有海量数据进行计算基础上，或按照人类指定，或依据算法逻辑，由人造器物替代人的一部分功能的经济，即经济社会的智能化。如今，以计算机、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移动智能终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革命，使数据（数字）成为最重要的社会资源和生产要素，使数据获取、加工、计算、运用、存储等活动和过程，较之产品、服务本身的生产、流通、消费更为关键、更为重要、更为本质。二是要更好地尊重市场主体的主体地位。一是通过多渠道、多方式获取的消费信息、需求偏好精准地了解、感知、掌握需求的总量、需求的结构和需求的变化，使社会生产更好地满足千变万化、不断增长的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信息获取的便利化，供给与需求联结的直接化，使得经济活动决策日益分散化。毫无疑问，数字经济在以上三个方面，都可以推动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论语》说不患寡而患不均， 不患贫而患不安。

那样，人的成功不再以货币收入、金钱财富多少体现，而是以赚了多少斤肉、多少斤鱼、多少斤粮食、多少件衣服、多少间房子来衡量。如果是这样，那么，世界的财富就会很有限，因为世界的土地量是给定的、有限的。第二，为不幸运者提供底线社会保障，确保每个人能够享有体面生活。正如皮克迪教授在书中总结的，在18世纪末人类还处于农业时，土地是财富的主要载体，当时的思想家就担心土地分配差距会使人类走向致命的不平等，均田地总是很有号召力。

金融资本的流动性带来了更好的草根群体上升通道，让我们更加靠本事，而不是都要靠拼爹才能成功。新兴行业也为全球范围内的资源共享、消费均等化，特别是在缩小不同收入人群间的知识与信息鸿沟方面创造了更多的机会和条件。

到今天，皮克迪、斯蒂格利茨不再把注意力放在土地分配，也不把注意力专注于机器设备、厂房等有形工业资本的分配结构上，而是到金融资本上找掘墓人。在孔子之后的2000余年，从诗人、词作家、小说家到思想家，关于贫富差距的论述数不胜数，但都是基于生活中的局部观察、感悟而发，不是基于系统的长时段大样本数据，更不是基于严谨的量化分析。在笔者1986年刚到美国时，感受最深的事情之一是：在那里，你很难根据一个人的穿着和吃的东西判断他的财富水平，因为不管穷人还是富人，都能有钱买到差不多的基本生活品。一个事实是：上帝创造的人并非人人天赋平等。

同时，因为没有货币、没有市场交换，收入以猎物、果实的形式表现，所以，收入基本等于消费，收入分配结构就是消费分配结构。这两轮全球化不仅都经历了市场地理范围的大规模拓展，而且也都经历了改变人类的技术革命。正因为富人的财富占比受战争打击最大，尽管他们的劳动工资收入占全社会工资收入的比重在二战后和一战前基本一样(6.2%)，但资本收入的重挫使最富1%阶层占社会总收入的比重，从一战前的19%，下降到二战后的8%。既然天赋能力各异，那么，应该怎样设计制度，才能把少数天才对人类贡献的最大潜力发挥出来，推动人类进步呢？很显然，如果制度的目的是人人收入平等，没有几个天才会有激励发力。

其实，在原始游牧社会时期，因为没有剩余就无财富分配而言，人口稀少，土地、资源到处都是，也无所谓属于谁的私有财富，所以，只有劳动收入，没有资产性收入。因为金融资本比土地和工业资本具有更加快速、更加低成本的流动性，所以，一旦发现高收益预期的投资机会、创业机会，金融资本家可以比土地资本家、工业资本家更轻松地将资本投于其中，能更快更多地赚取数倍的投资回报，也能轻易地跨越国界流动。

那么，金融资本在不同群体中的分配差距是否会最终把人类带向革命呢？是否真的是这次不一样？ 我们可能会说金融化与现代技术带来的赚钱方式变革只是肥了金融资本家，并没有给普通人带来利益。可是，两次世界大战缩短了富国穷国的收入差距，也因而减轻了穷国的发展压力，后发优势没有得到发挥。

既然这样，皮克迪教授对世界贫富差距会失控恶化的担心是否是多余的？正如库兹涅兹所阐述的，贫富差距的短期恶化或许是特殊发展期的特殊现象。但是，基于金融资本的PE基金、创业投资基金也使众多草根出身的创业者成为亿万富翁——李彦宏、马化腾、俞敏洪等这些新一代亿万富翁，如果我们还是处于没有货币化的土地财富和产业资本时代，他们即使再有能力，也不太可能实现自己的创业梦。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西欧的教会渗透面以及后来的政府福利远大于中国，起到重要的调节风险事件冲击的作用，所以，那些国家的消费分配不完全取决于收入分配和财富分配，尤其是社会底层的消费得到教会和福利补贴较多。货币化惹的祸？ 人类不断地货币化与金融化，把消费分配跟收入与财富分配之间的距离拉大了，使这三者不再是一回事，也使得财富差距拉大了。在价值的度量衡被信用货币化、财富被金融资本化之后，由于信用货币量、金融资本量不受实物量的制约，社会的金融财富总量是没有上限的(就像从中国金融财富总值在数量级上不断上升中所看到的那样)，每个人可以追求的收入与财富也没有上限，尤其重要的是企业家、创业者所能得到的财富不一定是以挤掉别人的财富为前提，而是纯粹的新创造。当然，也可以像计划经济那样禁止货币化、金融化，使经济活动完全实体化，亦即让收入和财富都只能以粮食、动物肉、鱼、衣服、房子、土地等实物体现，使人类交换也只能按以物易物的方式进行。

但是，随着20世纪70年代末期冷战的结束、新一轮全球化的重启，世界的贫富差距重新恶化，不管是美国、西欧、日本这些发达国家，还是巴西、印度、印尼、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财富和收入再次往少数人集中，到今天仍然在继续恶化。虽然过去500年国与国间的贫富差距加大很多倍，但是我们不能否认从中国、印度到非洲国家，各国人民的生存状况同期间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善，既走出了野蛮，又比历史上任何时期更好地解决了温饱。

因此，就有了基于信用货币的现代经济之前人类社会普遍鄙视商业、鄙视创业。现代经济学家一般认为，财富差距、收入差距都应该关注并引起重视，但更为重要的是消费差距，后者的失控会直接影响到社会稳定、政治稳定。

相对于金融危机之前，美国富人和穷人的消费都因危机冲击而下降，但富人的下降幅度更大。当然，到上世纪80年代冷战结束时，富国跟穷国的差距更大了，成为穷国更大的发展压力，这在相当程度上造就了中国的崛起、成全了金砖四国。

这一状况不是偶然，而是制度设计的必然： 第一，定位于人人机会平等，而不是结果平等。这两位教授的研究也基本印证了笔者之前的生活感受。我们可能都希望自己像姚明那样打篮球、像爱因斯坦那样做科学、像盖茨那样做电脑，但自己的天赋如何已经是既成现实，无法改变。也就是说，用实物作为财富的度量和成功的象征，只会把商业、把财富分配变成你死我活的斗争，零和博弈下的创业难有价值创造。

可是，随着货币化、市场化的深化，尤其是工业革命以来的技术变革大大加快货币化和金融化发展之后，过去两个多世纪里，财富分配、收入分配和消费分配三者不再是同一回事，相互间的距离越来越远。而之所以是这样，是由于他们把过多的注意力放在财富分配上。

如果没有针对这种疾病的医疗保险，一旦感染上这种疾病，就会大大冲击家庭和个人的财富，改变财富分配和收入分配。可是，社会学家托米·本特森、康文林与李中清等学者在编著《压力下的生活：1700－1900年欧洲与亚洲的死亡率和生活水平》中谈到，到19世纪后期，中国农村的土地分配差距和收入差距远低于瑞典、比利时、意大利和日本的乡村，按理说这些西欧国家和日本更可能发生农民革命或其他社会动乱，但实际情况相反，是中国发生了更多动乱。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克迪的新著《21世纪资本论》，就试图克服过去的缺陷，应用量化历史研究范式，通过收集自18世纪以来法国、英国、美国、日本以及其他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家庭与个人财富资料，对多国跨两个多世纪的财富分配与收入分配图景进行详实分析和解读，让我们更加客观地看到了人类社会财富分配结构的变迁历史。因此，当经济完全实体化并禁止货币化时，等于给每个人的收入追求和财富追求设定上限，抑制天才最大化发挥潜力的动力。

即便是穷人，其绝对生活水平也有显著提高。贫富差距带来发展动力。按照历史学家麦迪森的估算，公元1500年时富国人均GDP大约为穷国的1.5倍，到工业革命早期的1800年，富国人均收入是穷国的4倍，到1900年这个差距扩大到10倍，而在2000年时则超过20倍。今天的国人不出国门，就可以通过互联网学习耶鲁大学希勒教授的金融学课程。

财富分配、收入分配和消费分配 对于人类来说，财富分配、甚至收入分配本身不是问题的关键，更为关键的是消费分配，因为不管是经济学理论还是现实中，每个人的幸福或效用直接取决于消费，而不是货币收入和财富本身。一些国家先富很多，穷国也得到好处。

IT业的产品在销售到一定的数量、获取必要的收益之后，再免费提供给民众，也是零成本的，等等。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否过多打击了穷人、帮助了富人呢？从2007年底到2011年的四年危机高峰期，最富10%跟最穷10%的收入比从原来的5.8倍，上升到6.3倍，收入差距恶化了，而两者的资费比从4.3倍下降到3.9倍。

网络医疗的进步，使得以前只有达官贵人才能享受的医学会诊，普通人也能享受。根据皮克迪教授的估算，在一战之前的1913年，法国最富1%家庭的财富占全社会财富的55%，但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冲击之后到1947年，他们的财富占比下降到30%，使财富集中度大大下降。